读书摘抄–《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

昨天在楼下,偶然在地摊上看到一本书,是余英时先生的《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一读之下,觉得实在是太好了。当然,目前为止,我只读里这本书的自序,和第一章《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觉得有很多好的内容,将摘抄一些,或概述大意如下:

一、自序:中国现代的文化危机与民族认同

1、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文化危机随着时序的迁流而不断加深,一直到今天还看不到脱出危机的迹象。不但如此,今天中国的文化危机反而更为深化了。

2、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文化危机,主要的趋势有两个,一个是伴随多元文化而来的相对主义,一个是集体认同的新寻求,蕴含着另一危机,通常称之为“原教旨主义”,作者称之为“返本论”。因为非宗教的返本现象,同样存在,尤其在中国更为适用。

3、1976以后,。。。给中国人留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危机,旧的价值系统已经残破不堪,但新的价值系统却并未出现。这是一种文化真空的状态,前景如何无人能加以预测。

4、大陆学人的反传统激情虽有开始退潮的迹象,但是“国学”研究仅在萌芽阶段,在精神和思想一片空白的状态下,许多“顺手乱抓”的现象出现,这样一种寻求文化认同的“浮躁”状态,结局可能加深而非消解文化的危机。

5、目前大陆官方所推动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文化热”,可能是“死亡之吻”。

6、一百年来,在中国文化界发生影响的知识分子,始终摆脱不掉“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的心态。到了今天,很少人能够离开某种西方的思维架构,而直接面对中国的文学、思想、历史了;他们似乎只有通过西方这一家或者那一家的理论才能阐明中国的经典。

7、在近代学人中,陈寅恪是少数能够“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人。

8、即使是当年的“全盘西化论”者,也未尝不认同:“本土与外来成份互为作用,保守与创新相反相成,折中是无可避免的解决。”

9、“全盘西化论”者与“社会主义革命”者,共同的问题,在于他们要拿一个外来的东西,来“化”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只是被“化”的对象。

10、近年来的西方汉学历史研究,已经脱出“中国近代史,仅仅是不断‘回应’西方帝国主义的历史”这样的基本范式。开始关注中国历史文化的内在发展轨迹。

11、“中体西用”的看法,越来越没人敢提,对于中国自身的文化,越来越缺乏自信,越来越诅咒传统文化,其结果则是加深了危机。

12、现代的民族认同必须先由每一社会中的文化精英阶层在思想上从事奠基的工作,这是各国历史所共同昭示的。

13、各国民族认同发展史中,“羡憎交织”的情绪,是一种普遍的、不可忽视的现象。可以开启一道理解中国现代史的新门径。

14、承认文化的自主性,并不必然要流入文化相对主义,世界上文化虽多,并不是全没有优劣高低可言。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为他必须假设各文化之间从无交通,也完全不能互相了解,更不能互相吸收。这显然与历史的事实不符。

二、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

1、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

2、清代学术,至道光以后,渐改考据式的学院派风气,不再一味的攻击宋儒,标榜汉学,而是讲究经世致用,以实践为要。

3、曾国藩并不是出身“诗礼世家”,湖南湘乡一个半耕半读的农家子弟,见闻也相当的浅薄,进京之后,颇受鄙薄。

4、在第二个阶段,他的目标是:无失词臣体面,无愧词臣。以此而发愤上进,无非也就是读一些过去在乡下见不到的书而已。

5、经由邵懿辰、唐鉴、倭仁等人的指引,曾国藩开始接触到宋明理学的精髓。

6、道光23年正月12日,日记:(邵)蕙西责予数事,一曰慢,谓交友不能久而敬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执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幅面孔也。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邵氏的“直”和曾氏的服善,同时跃然纸上。

7、唐鉴告诉他:检身之要,及读书之法,以《朱子全集》为宗,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如倭仁前辈,用功最笃,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

8、曾在给弟弟的书信中,谈到搬家进城内一事,说到:盖城内镜海先生可以师事,倭良峰先生、宝兰泉可以友事。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子思、朱子言为学比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

9、在给诸弟信中写到: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一日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10、曾氏勤学,几乎一日不辍。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一,读《二程遗书》,初二、初三读《理学宗传》,他死于二月初四,日记止于二月初三。

11、曾氏日记,咸丰九年五月十二日:读书之道,杜元凯称,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若见闻太寡,蕴蓄太浅,比犹一勺之水,断无转相灌注、润泽丰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

12、读书的理想,在“博观约取”,曾氏的重点,在于“约取”,其目的是要造成一种“诗书宽大之气”的士大夫人格。在为人之学,与为己之学的选择上,曾氏以为,后者更为可贵。一涉“好名好胜”,读书便是“为人”了。

13、曾氏读书,有多种读法,“温”已读旧书、“圈”点精读、“读”是认真研读、“阅”“看”为浏览生书或非经典文字。“诵”诗词。在较为闲暇的时候,则每日“温”故“阅”新,交互进行。

14、义理、考据、词章,往往各有偏重,理学家,由重义理,而轻视考据、词章。而曾氏则彻底的打通了这一壁垒,从诗文而润身、然后才能及物。

15、与曾氏同时代的陈澧曾提出“士大夫之学”与“博士之学”的分别。所谓“士大夫之学”则指“略观大意”、“存其大体”。用现代的话说:“士大夫之学”相当于通识,“博士之学”相当于专家。曾氏所向往实践的,就是“士大夫之学”。

16、今天西方所谓“通识”,渊源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教育,也以塑造完美的人格为最高理想。从这一点说,曾国藩的“士大夫之学”,未尝不与人文主义教育,有相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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